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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涯拾憶
作者: 徐玉虹    來源:余姚基層委    發布時間:2016-11-08
 

       從1965年進浙江文藝學校,到2006年從余姚市藝術劇院退休,我在戲劇界度過了四十年的藝術人生。歲月荏苒,轉眼已年逾古稀,安逸寧靜的退休生活,常使我回憶起四十載的藝海生涯,一些印象深刻的場景,時常在我的腦海中縈繞。

       1965年6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準備高考時,余姚一中(現為余姚中學)黨支部書記熊達找我談話。說根據周恩來總理“越劇要發展男女合演,要演出現代戲”的指示,學校已收到縣文教局的文件,要從中學里選拔幾位合格的男生,充實到余姚縣越劇團擔任男演員,逐步從女子越劇向男女合演的方向發展。問我愿不愿意去當越劇男演員?如果愿意,這幾天就要到寧波面試,由省越劇界的表演藝術家任考官。通過的話,就成為縣越劇團的正式男演員,并保送到浙江文藝學校培訓,一切費用由縣越劇團負擔,培訓后回劇團工作。

       我母親是個越劇迷,在五十年代經常帶我去龍山北麓的戲院看戲。舞臺上旦角的嫵媚、小生的英俊,及悅耳動聽的唱腔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也逐漸地迷上了戲曲藝術。有一件可笑的事,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是1956年時,新的龍山劇院在龍山南麓龍泉寺旁建成。它雖然比鄔家道地的老戲院大了不少,但建筑仍然簡陋,西邊(即現在的龍山公園大門口)只用竹籬笆當圍墻。我發現了這個“漏洞”,經常在讀書之余偷偷地溜到那里,用雙手把寬不到二寸的竹條一根一根用力向上掀起,制造出一個能鉆身進劇場的小洞,去看“白戲”。時間一長,這個秘密終于被劇院發現。當我再欲“免費觀摩”時,被他們逮個正著。因我當時年紀不大,只有十一、二歲,夠不上扭送派出所的條件,一個二十歲出頭叫“阿五”的年輕職工,在辦公室里“認真”地教育一下就把我放掉了。后來我進了劇團,彼此是兄弟單位,我才知道他叫鄔根華,“阿五”是他的綽號,因家中排行第五而得名。1998年,姚劇團、越劇團、龍山劇院合并成立余姚市藝術劇院,我和剛退休的“阿五”成了同事,我與他談及這件哭笑不得的往事,引得他和周圍的同事哈哈大笑。

       讀高中時,我的藝術愛好并未受學業緊張而減退。那時,我扮演過歌劇《白毛女》中的大春和越劇小戲《彩虹》中叛徒胡標。我也愛唱歌和跳舞,是學校出了名的文藝骨干。所以這次招收男演員,熊達書記自然想到了我。而我呢,一則喜愛,二則當時的家庭經濟狀況較差。50年代初,我父親在上海開了三間門面的綢布店,不久患上嚴重的呼吸道疾病,無法繼續經營生意,只得關掉店鋪回老家休養,此后再沒工作。一大家子11口人中,有家庭主婦的母親、兄弟姐妹8人,還有祖母。全家只有兩個姐姐和大哥在工作,五個兄弟姐妹還在上學,生活的重擔全靠姐姐和大哥負擔,困難和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為了減輕家庭負擔,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上大學,愿意去寧波應試,爭取成為一名越劇男演員。

       幾天之后,我去寧波面試,主考官都是浙江省越劇團的著名表演藝術家。輪到我時,我走上舞臺,在樂隊老師的伴奏下,帶著感情唱了一段《彩虹》中胡標的選段“雨過天晴不是春……”。在姚桂芳老師的指導下,讓我做幾個形體動作,讓我從最低音唱到最高音,聽聽我的音域有多寬,嗓音有多高。最后主考老師還問我一些喜歡不喜歡當男演員之類的話等。大多數考生也是這個過程,不會唱越劇,就用歌來代替。

       當年七月份,余姚越劇團的一位副團長帶著浙江藝校的錄取通知書來我家。告訴我已錄用為余姚越劇團的正式職工,要求我9月1日去藝校“越劇委培班”報到,學習一年,一切費用全由劇團支付……

       浙江文藝學校是一座培養專業戲曲人才和群眾藝術骨干為主的中等學府,坐落在西子湖畔的包淑山北麓。那個地方老杭州人叫松木場,那里古木參天、環境幽靜。西邊是著名的風景名勝區“黃龍洞”,東邊是浙江昆劇團,往北不遠處是杭州大學,往西兩站公交車路程就是浙江大學,也是西湖著名景點“玉泉”的所在地。當時學校面積不大,但校內樹木蔥郁,十分精致。跨進學校大門,正面就是主體建筑,一幢四層高的中西結合的教育大樓。另外還有二幢練功房,一個實驗劇場,幾間鋼琴房,一幢二層的行政樓等。我們進校時,學校共設五個班:越劇班、舞蹈班、音樂班、舞美班和我們越劇委培班。全校學生只有200多人,而教職員工也有100多人。

       委培班共有48名學員。因排戲需要,其中六名是女生,像后來出名的浙越錢愛玉、杭州越劇院的蔡姬芬、慈溪越劇團的朱亞暖等。我們班的老師實力強大,有剛從浙越轉業過來的省內著名越劇演員裘大官(著名“大面”兼老生)、錢鑫培(著名老生)、商芳臣(著名老生)、姚桂芳(著名小生)、丁秀花(著名小生)等,教旦角的張茵、王媛、周瑛都是省越劇界的著名花旦演員。教音樂的是周大風老師,他根據越劇音樂創作的《采茶舞曲》風靡全國,也是浙江歌舞團的王牌節目。教武功的有省京劇團、昆劇團的著名武生周振先等三位老師。

       藝校的學習是艱辛的。每星期一到六,我們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開始自由吊嗓和練唱。此時校園內的各個角落都會響起“啊啊啊,咿咿咿”的吊嗓聲和委婉悅耳的練唱聲,以及音樂班學生的各種樂器的練習聲。接下來的半小時是練功房內由老師指導監督下的“早基訓”。內容是“拉頂”(雙手撐地倒立,把雙腳貼在墻面上)、“擱腿”、“踢腿”、“跑臺步”等。練這些的目的是把腳部的韌帶拉松,演起戲來身段動作好看,并且為練好“把子功”和“毯子功”打下扎實的基礎。那年我已經20歲了,“早基訓”真可謂是“八十歲學跌打”,艱辛程度可想而知。但為了對劇團有好的交代,也為了自己的演藝事業有好的開端,我還是咬咬牙堅持下來,也取得了可喜的進步。

       早餐后,接下來就上正式課。我們的課程安排的比較豐富,有音樂理論課、唱腔課、身段課、表演課、練功課,其中尤以唱腔課、表演課、練功課最為重視。而表演課又分表演理論知識課和表演實踐課,練功課分“把子功”和“毯子功”。我因為年紀較大,又是高中畢業生,理解能力相對較強,對英語、唱腔、身段、表演等學起來還算“得心應手”,“把子功”中練刀、槍、棍、棒也能勉強對付。但“虎跳”、“飛腿”、“旋子”、“撲虎”、“搶背”、“前滾翻”、“后滾翻”等“毯子功”就感到非常吃力,盡管自己也作過努力,但總體成績還是稍遜大部分同學。

       藝校的生活也是多彩的。那時候,我們的伙食非常豐富,主食有米飯、饅頭、肉包子、花卷、面條等,不限量,吃飽為止。“下飯”基本上是一葷一素,加一碗湯。奇怪的是,我們“委培班”的學生還有一項其他班級沒有的“特殊福利”,那就是早中餐間、中晚餐間學校會給我們發點心,如白煮蛋、肉包子、鮮牛奶、蛋糕、酥餅等等,甚至晚上組織我們進城看戲,回來也會發點吃的,這“一日六餐”的待遇在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沒有碰到過。我估計,學校考慮到我們是長身體的時候,為保證我們的健康成長,特意向各劇團收取了較高的委培費,其中包括了該項費用。我們當時練功的確很苦,需要補充熱量和營養,所以也“來者不拒”。

       學校的圖書室,是我常去的地方。里面有關戲劇理論的書籍能提高我的藝術素養。因為我愛打乒乓球,初中時已經是國家三級運動員,我也經常與同學打乒乓球,這既鍛煉身體,還增進了友誼。只要城區劇場有好的戲劇演出,學校總會組織我們去觀摩,每次都是排著隊步行去,步行回。校內的實驗劇場,也經常有其他班的“彩排”和演出,所以晚上的娛樂生活可謂豐富多彩。星期天,老師偶爾還會帶我們去西湖景區游覽。我經常游覽的地方是黃龍洞和玉泉。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我的三姐和二哥都在杭州上大學,分別是浙醫大和浙大,再加上我大姐就在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工作,因此姐弟四人經常在大姐家見面,偶爾也同游西湖、在外聚餐,享盡天倫之樂。這樣的生活充滿著歡樂,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

       1966年,“文革”運動將藝校的正常教學徹底摧毀。學校師生相繼成立了許多造反戰斗隊,開始批斗學校領導和“反動藝術權威”。在如此混亂的形勢下,我們委培班的學生都提前回到各自劇團,我也在1966年8月初回到余姚越劇團。“文革”期間,余姚的三個文藝團體——越劇團、姚劇團、曲藝隊也早進入了停演鬧革命的狀態,宣布撤銷姚劇團、越劇團、曲藝隊建制,成立了共有41人組成的“余姚縣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我被列入其中,而大部分的演職員則分配到各行各業。文宣隊成立后,主要工作是配合形勢,排練革命歌舞節目(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拳頭伸伸,腳蹬蹬”),以及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偶爾還排練擁軍文藝節目。1976年11月,余姚文宣隊正式改名余姚姚劇團。從此我從越劇男演員起步正式成為姚劇男演員。

       1981年11月,我還被任命為業務副團長兼藝術委員會主任。1984年卸去副團長后,我專心從事導演工作。在1985年10月份舉辦的浙江省第二屆戲劇節上,我執導的姚劇近代歷史劇《強盜與尼姑》受到廣泛好評。當我聽到《強盜與尼姑》獲獎時,真是百感交集,那種激動、喜悅的成就感、自豪感齊涌心頭。姚劇團作為地方性小劇種的縣市級劇團,能在強手如林的省級重大賽事中摘得多項桂冠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強》劇的獲獎也是姚劇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

       1991年10月,《強盜與尼姑》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邀請在京參加辛亥革命80周年紀念演出。1991年10月14日,中國戲劇家協會主持召開了《強盜與尼姑》的劇目評論會,《人民日報》等二十幾家媒體相繼發表了有關姚劇團晉京演出的評論文章。特別是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新聞聯播》節目也播放了《強盜與尼姑》劇演出的新聞,大大提高了姚劇團,乃至余姚市的知名度。我也因飾演殺害秋瑾、王金發的主謀章介眉獲表演獎。隨后不久,我被評為國家一級導演,并被吸收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浙江省導演學會會員。

       20多年導演生涯中,我一共排演了近30部戲。其中《沙場淚》獲省第三屆戲劇節導演二等獎,《野楊梅》獲省第四屆戲劇節導演獎,《傳孫樓》獲省現代戲調演導演二等獎,《雞公山風情》獲省第六屆戲劇節優秀導演獎,《女兒大了,桃花開了》(與人合作)獲省第九屆戲劇節導演獎,《母親》(與人合作)獲浙江省第十屆戲劇節優秀導演獎。導演的劇目尚有《蘭花女》、《真龍假太子》等多個作品,獲國家“五個一工程”提名獎,省“五個一工程”獎。

       2006年3月份,我正式退休。但我仍舊為余姚戲劇事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參加創作劇目的討論,在青年職員的業務考核中擔當評委,擔當姚劇研究會名譽理事,及余姚戲劇家協會顧問。當然自己的老本行也沒有丟,前不久我還為姚劇團復排了大小清裝戲《天要落雨娘要嫁》。我想,只要我活著,那顆摯愛戲劇事業的心永遠不會停止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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